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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錢支付是正規pos機嗎
本文大約7500字，讀完約19分鐘
盤古智庫
日本產業經濟動態
（2021第1期）
疫情沖擊下的日本產業經濟形態（一）
移動支付風頭漸勁·支付安全成最大困擾
盤古智庫東北亞研究中心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東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飛
撰寫
一年前，如果你去一家日本面館要份面條外賣，恐怕會遭遇老板的黑臉以及語帶不滿的解釋——為什么不提供打包服務；一年前，你可以通過結賬時下意識掏手機還是錢包來分辨哪些人是游客哪些是土著；一年前，日本人想不到有一天國家會因為口罩斷供而陷入危機。一年過去后，知名美食網站評選出的“今年の一皿”（年度代表菜）就是拉面外賣；原來只接受現金的小蔬菜店也貼出了收款二維碼；夏普的國產口罩開辟了新供應鏈后雖然供貨依然緊張，但能夠以定期購的形式慢慢滿足大量需求。這一切，都源于一年前突如其來的肺炎疫情。
疫情如此嚴重且持久，受到沖擊的產業或不得不改變自己以維持生存，如某些幾乎變成中央廚房的居酒屋，同時也創造出許多新的商機、開辟出新的發展領域，比如遠程辦公與移動支付。在新冠肺炎來襲一年后，我們聚焦日本的移動支付、遠程醫療、餐飲服務等受其影響最直接的行業和領域，考察疫情如何改變這些行業的世界觀，如何催生出新的發展模式、商業機會與行業規則，希望能總結出一些有益的啟示。
移動支付風頭漸勁?支付安全成最大困擾
——疫情沖擊下的日本產業經濟形態（一）
在日本民間消費的B to C領域，由于支付成本較高，商鋪（尤其是中小型商鋪）普遍不愿意設置刷卡、讀卡等支付終端，而由于消費者接受程度偏低，掃碼或者刷手機等移動方式又難以普及，這是日本要實現“無現金社會”最難啃的一塊“骨頭”。2020年新冠疫情的出現，對接觸感染隱患的擔心，迅速提高了移動支付的使用頻率，不僅減少了現金的使用，也擠壓了信用卡等實體卡的使用空間，移動支付方式風頭漸勁，政府制訂的“非現金支付”KPI的完成時間似乎可以大幅提前。不過，在各大公司紛紛進入移動支付領域、各類“Pay”軟件紛紛上臺競爭的同時，信息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成為阻礙日本移動支付行業發展的新難題。
普及“非現金支付”，實現“無現金社會”，是日本政府推進“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社會5.0”的重要戰略課題之一?！段磥硗顿Y戰略2018》將“無現金社會”的實現作為金融科技革命組成部分，列出未來3年和10年間的關鍵績效指標：到2020年6月，國內所有銀行全部導入開放API（應用編程接口），到2027年6月，“非現金支付”比例達到40%（2017年為21%）。為此，日本政府專門制訂《無現金?愿景》對“非現金支付”環境的搭建做出完整而詳細的規劃，并推動建立“產、官、學”聯攜的“無現金推進協議會”，為支付方式改革的普及提供信息、相關設備和政策等全面支持。
民間消費B to C領域的“非現金支付”是一塊難啃的“骨頭”
《未來投資戰略2018》和《無現金?愿景》中將“非現金支付”的討論范圍界定為民間消費領域，主要是B to C（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非現金結算，也包括消費者個人間的C to C（或P2P）以及部分個人與政府之間（C to G，稅金繳付等）非現金結算。詳見圖1：
日本政府選擇民間消費的B to C領域作為討論對象，主要原因是從廣義角度來看，日本的“非現金支付”水平并不算低，民間消費的B to C是拖累日本成為“無現金社會”的最后一塊難啃的“骨頭”。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工作論文統計，2016年日本家庭最終消費中現金的使用比例僅為23%，與丹麥（22%）的水平相當，低于新加坡（30%）、美國（29%）和英國（24%）等國家（見圖2）。
而根據日本銀行協會和信用卡協會2019年所做的調查統計結果，“非現金支付”在家庭最終消費中所占比例分別為52.7%和62.2%（見圖3）。說明在民間消費領域，日本“非現金支付”的整體水平并不落后。
但是，在去除住宅租金以及水、電、燃氣等公共服務等費用后，按照日本政府的討論范圍，家庭消費（B to C和部分C to G） 領域的“非現金支付”水平就降到了21.4%（2017年），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由于支付成本較高，商鋪或服務機構不愿添置設備、增加卡支付手段。目前日本信用卡、借記卡等刷卡設備、非接觸式讀卡設備的添置成本在數萬日元～數十萬日元不等，如果是與POS終端聯動的刷卡或讀卡設備價格更高，而信用卡等支付的手續費一般在3.25%上下，對于中小店鋪來說，綜合手續費率通常在5～7%之間，從成本角度考慮，這些支出都是不小的負擔。除此之外，出于銀行轉賬手續費用等方面考慮，發卡機關通常安排較長入賬周期，給商鋪尤其是中小店鋪帶 來資金周轉的壓力。
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2016年日本信用卡、借記卡和充值卡的人均保有數為7.7枚，在主要國家中僅次于新加坡（9.8枚），遠高于韓國（5.5枚）、美國（4.1枚）等。據日本銀行統計，2016年，日本信用卡、借記卡等卡支付總金額超過60萬億日元，高于除美國之外的多數國家。持卡數量和刷卡金額，說明日本人對非現金支付方式既有基礎條件，也有很高的需求。但是，由于支付成本問題，B to C和C to G領域的商鋪、機構無法提供非現金支付的比例很大（見圖4）。另外根據經濟產業省的消費者問卷調查，在商店街購物時遭遇只能使用現金支付的消費者比例達到了63.7%，公共設施（美術館、動物園等 ）只接受現金支付的比例達48.5%。
第二，掃碼等移動支付方式盡管無須特殊設備、支付手續費也很低，但出于安全、使用便利性以及對現金支付的偏好，消費者接受程度較低。相對于刷卡、讀卡等支付方式，掃碼支付依靠的是手機程序和網絡而無須特殊設備，部署難度小、所需時間短、支付手續費相對較低（不到1%，Line Pay和PayPay目前無手續費）、賬期相對較短（PayPay翌日到賬）。
1994年日本電裝（DENSO）發明的QR二維碼奠定了今天手機讀碼操作的基礎，同年，索尼公司將其研發的無線IC芯片定名為FeliCa，之后廣泛應用于移動支付領域如蘋果手機的Apple Pay等。然而，在這樣的便利條件和先進技術支持基礎上，掃碼等移動支付一直以來并未在日本本土打開市場，僅有的移動支付份額也多是為海外（尤其是中國和韓國）游客所準備。日本銀行的調查顯示，2016年攜帶具有移動支付功能手機的日本消費者，在店鋪已經具備移動支付條件的情況下，使用手機進行支付的僅為6%左右，同期中國的數字是98.3%（過去3個月間使用過移動支付）。日本消費者拒絕使用移動支付的前三大理由為安全顧慮（五成以上）、不易使用（四成以上）和偏好使用現金（四成以上）。
由上述兩點原因可見，日本要推進“非現金支付”戰略，最主要的工作在于降低中小型店鋪的支付成本，以及減少移動支付的安全風險并轉變消費者的支付偏好。
疫情意外地迅速改變消費者的觀念并催生移動支付行業高速增長
2019年9月，針對前文提到的“非現金支付”兩大阻礙、促進“非現金支付” 在B to C領域的普及，日本政府開始一項稱為“無現金?返積分”活動。一方面是通過補貼來降低商鋪“無現金支付”的成本，對交易手續費的補貼使中小商鋪的實質手續費降到2.17%以下，對支付設備的補貼使商鋪的負擔降為0。另一方面，通過返還積分（結賬時直接折扣5%）的方式鼓勵消費者使用非現金方式支付。
“無現金?返積分”活動的即時效果是：2019年12月，加入活動的中小商鋪增長接近1倍，達到75萬家，當月消費支出指數接近1.2，支付金額指數約1.35（以2019年10月為基準指數1）。但這一活動能否作為“長久之計”推動“無現金”化，疑問不少：短期補貼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支付成本高企問題，返積分也恐怕只能起到暫時激勵消費的目的，能在何種程度上改變消費者的支付習慣，沒有定論。經產省對此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半數的中小商鋪認為，在活動結束后，考慮到卡支付的手續費用較高（3.25%以上），將不再繼續提供“非現金支付”手段，對消費者來說，新增的“非現金支付”活躍用戶中，有近三成表示可能恢復過去（以現金為主）的狀態或不傾向于“非現金支付”。
2020年3月，日本疫情呈暴發趨勢，出于衛生和防疫的需求，對現金和刷卡等接觸式支付的“抵抗感”意外地將“無現金支付”帶入“無錢包支付”狀態。疫情期間，過去對移動支付興趣不大的50歲以上人群掃碼支付的使用頻率甚至超過了年輕人。消費者的需求熱情也促使商鋪增加移動支付功能。
以掃碼支付為例。2018年，各掃碼支付APP的月活用戶數平均為355萬，2020年4月日本政府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時已增長至2688萬，2020年6月“返積分”活動結束時為2856萬，此后仍保持緩慢增長，至9月的數字為3043萬。APP賬戶余額，2019年12月末為1123億日元，2020年3月本土疫情暴發時為1864億日元，6月活動結束時為2056億日元，9月繼續增長至2175億日元。
消費額角度，2020年前三個季度實體店鋪掃碼支付消費額總計28993億日元，相當于2018年總額的17.6倍、2019年總額的2.6倍。本土疫情暴發后，每月實體店掃碼支付額基本都在3000億日元水平上（4月略低，為2957億日元）。
2020年上半年，由于日本政府大力推廣“非現金支付”以及疫情原因，現金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頻率不斷下降。據市場調研公司易索普（IPSOS）的調查統計，2020年上半年，現金在民間消費支付中的比例由年初的42.7%降至37.5%，而在“非現金支付”內部，也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脫離”信用卡支付的趨勢，人均信用卡使用枚數在2017～2019年始終在1.55～1.54區間，而2020年則減少至1.49枚。經濟產業省的統計數據也支持了這一結論：2020年日本信用卡消費額同比由2月的13%驟然下落，5月跌至谷底（17.7%）后雖有反彈，但直至9月也未能恢復增長。
2020年掃碼支付的使用人數由2019年的38%增長至50.4%（易索普統計數據），如果納入Apple Pay等非接觸型移動支付手段，這一數字將會更高，相對現金與信用卡，移動支付之所以能大幅并穩定增長，除政府和服務商大力推廣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疫情所帶來的衛生和防疫需求。根據多個市場調查公司針對疫情與支付偏好所做的消費調查結果，疫情期間偏好移動支付的消費者主要的選擇理由包括：避免接觸現金、硬幣而導致感染；避免在結賬過程中人與人的接觸；避免信用卡使用過程中因簽字而導致的接觸；減少去銀行或ATM取現而導致感染的可能性；通過手機轉賬和充值可以減少出門的機會，等等。
日本移動平臺之爭進入戰國時代，賬戶安全與隱私保護問題頻出，幾成災難
與支付寶和微信合計占據中國整個移動支付行業九成份額的情況不同，日本有數十個金融機構、網絡通信服務商和風投公司在移動支付平臺領域形成了群雄爭霸的局面。主要的移動支付平臺情況見表1：
除了LINE、樂天這樣擁有先天技術和資源優勢得以提前布局移動支付的“老牌”企業，或是像Origami這樣設立之初就瞄準移動支付市場這片藍海的初創公司，加入移動支付產業競爭的其他各路企業基本都是近兩年來籌劃業務、追趕風頭的后起之秀。尤其是日本政府決定在2019年下半年通過補貼和返積分等優惠手段推進“非現金支付”后，大量金融、零售等相關行業的公司惟恐錯過良機，紛紛趕在政策實施前推出自己的支付產品， 一時間，各種“Pay”爭先恐后地不斷面市，令人眼花繚亂。
運營商匆忙上馬、金融體系也沒有為整合移動支付做好準備，導致支付系統安全漏洞頻出，而利用這些漏洞制造出的欺詐、盜刷事件屢屢發生。從2019年“7Pay”誕生即夭折，到今天仍未補救的docomo和郵儲行盜刷、盜用他人賬戶充值等事件，日本移動平臺的支付安全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為兩條：
一是支付系統本身缺乏安全保護設計。以“7Pay”為例，“7Pay”是知名連鎖便利店7-11的母公司7&I控股旗下的支付產品。2019年7月1日正式推出服務，僅一天之后便接到大量有關賬戶被盜的詢問，一周后仍未能修補安全漏洞而接到金融廳命令，要求其報告其合規情況，一個月后認定“7Pay”從系統安全認證、開發體制到系統風險管理均存在重大且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運營公司宣布自9月30日停止服務，清退資金，此時已有808人報告賬號被盜，盜刷金額3862萬日元。
調查發現，“7Pay”的安全漏洞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級別上都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賬號登陸沒有“二次驗證”程序，公司高層甚至也不知道何為“二次驗證”；賬號登陸沒有防暴力破解功能，允許進行無數次嘗試而無預警或封鎖措施；注冊時對賬戶保密性設計不完善，可以用其他郵箱“找回密碼”，同樣，找回密碼的嘗試也沒有次數限制，等等。
事后“7Pay”運營公司全額賠償了受害人的損失，公司事業停止也導致了30億日元的直接損失。該事件給整個社會的“非現金支付”戰略帶來的間接影響則更為嚴重：事件發生的時間節點正是日本政府大力推廣“非現金支付”活動前，本來日本民眾就對移動支付的安全性疑問重重，“7Pay”盜號事件更加重了大家不信任感，導致更多人對移動支付維持觀望態度。
第二條涉及支付APP建立賬號以及關聯銀行賬戶時的“身份核實”問題。在中國，無論是支付寶、微信還是其他支付APP，消費者在建立賬號以及關聯銀行卡時，除輸入正確的銀行賬號與密碼外，均需要通過驗證手機和（或）身份證來確認注冊用戶身份與銀行賬戶一致。日本最近出現的銀行賬戶被盜充值的案件，簡單地說，是犯罪分子僅僅使用非法獲取的被害人的銀行賬號與密碼，成功將自己的支付APP關聯至被害人的銀行賬戶，轉賬充值后，到便利店大量購買香煙再轉賣變現，達到盜取目的。而開設賬戶只需要一個郵件地址，關聯銀行賬戶以及充值過程，只要銀行方面確認關聯的賬號信息與密碼一致即可完成，無論是銀行端還是支付APP端都沒有進一步的身份核實。
在金融機構核實客戶身份方面，日本有著嚴格而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除開戶外、關聯銀行賬戶以自動繳納稅金或水、電、氣等公共服務費用，以及大額轉賬時都必須認真核實客戶身份信息。參見圖7和圖8,我們以繳稅為例來理解關聯銀行賬戶實現自動轉賬和核實用戶身份的流程：
第1步，是客戶向稅務部門提交自動繳納稅費的申請書（樣式見圖8），申請書中包含客戶的地址、電話等個人信息（A部分）以及銀行賬號和印鑒（B部分）。
第2步，稅務部門收到申請后，首先核實客戶的個人信息（A部分），由于與客戶間的聯系往來基本是通過（不可轉交的）掛號信或類似郵件，因此核實A部分的個人信息并不困難。在核實個人信息后，稅務部門將申請書交給銀行。
第3步，銀行收到自動繳費（轉賬）申請后，核對客戶銀行信息（B部分），包括賬號、姓名，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檢查申請書上加蓋的客戶銀行印，并與開戶時所蓋印章仔細對比，從而確定申請人是賬戶持有人，并向稅務部門發出確認通知，向客戶郵寄自動繳費（轉賬）通知。
企業或機構負責核實客戶個人信息與繳費申請人一致，銀行負責核實客戶賬戶信息一致，一直以來分工明確而且各盡其職，幾乎沒有可鉆的空子。
但在手機支付領域，這一身份核實模式就出現了很大的漏洞。參見圖9,我們以“正常使用”和“漏洞犯罪”兩個例子理解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漏洞避開身份核實，關聯受害者銀行賬戶并通過充值變現達到盜刷目的。
假設客戶要注冊docomo的支付賬號并關聯自己的銀行賬戶以實現充值、提現等目的。那么：
第1步，在支付平臺上注冊賬號，并且第2步向銀行提交關聯申請。
第3步，客戶填在手機客戶端填寫銀行賬號密碼提交給銀行進行驗證。
第4步，銀行確認賬號密碼無誤并將確認信息發給用戶客戶端實現綁定。
第5步，支付平臺通過短信或者其他方式核實注冊人與手機持有人信息一致。
以上步驟都完成后，銀行能夠響應用戶客戶端的請求，向支付平臺的用戶賬號進行充值轉賬。
過去，docomo支付APP的注冊用戶均為使用docomo公司網絡的手機用戶，因此docomo核實客戶身份的手段包括通過短信確認客戶手機號碼與注冊賬號信息一致，通過查詢過往賬單郵寄信息或類似信息確認客戶地址、姓名等個人信息與注冊賬號一致即可。
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身份驗證方式與傳統方式一樣，沒有什么問題。
但2019年docomo的支付APP開放注冊后，該APP面向的客戶不止限于自己公司的手機用戶，而是開放給所有手機用戶，那么也就無法通過短信或者客戶手機號碼確認用戶注冊信息了，所以docomo放棄手機驗證方式，而簡單地以電子郵箱認證作為創建賬戶的要件。第5步的身份核實實際上無法完成，形同虛設。犯罪分子可以用自己的郵箱和手機注冊支付賬號，用非法手段得來的受害人銀行賬號密碼通過第3步和第4步關聯到支付賬號上，再執行充值和消費實現盜刷的目的。
現實中，如三井住友等大銀行在綁定賬戶和充值時會在網銀端有額外的驗證程序（如郵件發送一次性密碼，或是密碼器等），然而一些小銀行或地方銀行則只憑賬號和4位提款密碼就能實現綁定，畢竟遵循經驗，客戶個人信息的驗證是企業或機構的責任。
與“7Pay”自身漏洞不同，身份核實漏洞波及幾乎所有支付平臺和郵儲行等大小近百個銀行，但尤以docomo嚴重。其中 “ドコモ口座”平臺盜刷案件120件（截至2020年9月10日），涉案金額2542萬日元，“d払い”平臺2020年10月末發現類似事件，涉案120臺手機，盜刷金額292萬日元。郵儲行對關聯支付平臺的客戶近600萬賬戶逐一核對，在核對完成之前關閉了所有平臺關聯充值的功能。
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動，加上疫情的客觀條件，給日本移動支付行業帶來了極好 的發展機遇和成長空間。對于日本政府和那些如雨后春筍般嶄露頭角的移動支付運營商們來說，挑戰來自于如何從傳統的金融技術順利升級，以及由傳統的法律規則迅速變道，從而打造安全的支付環境和順滑易用的支付工具。就目前大家的表現來看，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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